日本《新村》杂志1920年2月号，在“支部新设”栏目中公布了北京支部的联络方式：“支那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十一号、周作人方”。“方”就是“收转”的意思。
周作人的新村主义，来源于日本白桦派文学代表人物武者小路实笃。“新村”强调的不是个人修行，而是集体生活，希望由小集体变成大集体，由大集体变成全社会。
1918年12月，日本新村主义者在九州宫崎县日向买了40亩地，建了3所房屋，22个人过起了田园般的“共产主义”生活。
第二年7月，周作人访问了日向“新村”。他在《游日本新村记》中这样描述：种下许多甘薯，在草地上同吃了麦饭，回到寓所，虽然很困倦，但精神却极愉快，觉得30余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。但他有所不知，日向“新村”主要靠武者小路实笃的稿费维持。周围村民看到来了一堆“怪人”，纷纷把物价提起来了，连买个鸡蛋都不便宜。即使他们每天辛苦劳作，依然无法做到自食其力。回国后，周作人更加起劲地鼓吹“新村”运动，一年间就写出了七八篇关于新村的文章，迅速掀起了一股“新村热”，一时间影响了不少人。
恽代英说：“新村运动是应该的，因为这样可以制造出共存互助社会的雏形。”北京大学图书馆“书记”毛泽东还登门拜访周作人，求教“新村主义”，回到湖南后，他起草了建设新村的计划书《学生之工作》，“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，而没有办法”“今春回湘，再发生这种现象，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”。但是，周作人的哥哥鲁迅（周树人）对“新村”却不以为然。他在给钱玄同的信中说，关于“新村”“不是什么大文章，不必各处登载的”。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，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式“新村主义”逐渐沉寂了。1920年12月17日，周作人发表宣传新村的最后一篇文章——《新村的讨论》，承认“新村不易普及”“希望它将来的实现”。
毛泽东、恽代英等一批先进分子，很快就放弃了新村主义，转向了马克思主义。
作者：刘岳，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、北京市地方志办二级巡视员文章节选自《前线》杂志2020年第2期，原标题“1920年2月：二月春风”图片来源：人民网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，微信公众号“文史博览” “新京报书评周刊”